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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降这一天,智者看到了胜利之余的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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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宣布投降,举国欢腾。但此时国民政府公布的前往日本受降签字的大发红黑大战代表,却令公众有些意外:不是何应钦白崇禧陈诚这些万人瞩目的名将,而是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虽然也是陆军上将,但徐永昌的存在感,着实比那几个人要弱多了。
但蒋介石选徐永昌登

原标题:受降这一天,智者看到了胜利之余的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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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宣布投降,举国欢腾。但此时国民政府公布的前往日本受降签字的大发红黑大战代表,却令公众有些意外:不是何应钦白崇禧陈诚这些万人瞩目的名将,而是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虽然也是陆军上将,但徐永昌的存在感,着实比那几个人要弱多了。

但蒋介石选徐永昌登上“密苏里”号受降,其实是事出有因的。以当时情形而言,有资格代表大发红黑大战出席日本东京湾受降仪式的高级将领,其实并不多:国防部长何应钦忙于国内受降,分身乏术;白崇禧虽然智谋出众,但向来为蒋介石所猜忌;陈诚作为军政部长,既是蒋的嫡系,也有资格前往——但军政部长在日本投降后,要负责敌占区的接收工作——这样的肥缺不让陈诚经手,陈诚自己都不答应。

而徐永昌虽然少为人知,但在抗战中作为军令部长,负责整顿军队、分析情报、部署作战以及协调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关系等工作。虽然并不发号施令,但大多数作战计划都是他与何应钦、白崇禧和陈诚一起讨论制订的,堪称幕后英雄。一般人看不到徐永昌的运筹帷幄,但蒋介石自己心知肚明。

另外,虽然出身并非蒋介石的黄埔北伐嫡系、一度还是政敌阎锡山的幕僚,但徐永昌却是极少数令蒋介石深为信任的非中央系将领之一。所以看来看去,徐永昌是当时蒋介石心中最合适的受降人选:军衔甚高、功勋卓著、日本投降后其负责的作战指导业务暂告一段落、出席受降仪式也不会让嫡系眼红。

而且,徐永昌本来也有常人不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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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昌是陕西大同人,13岁就父母双亡成了孤儿。为了谋生,他在大同的车马店里打杂。1900年,慈禧光绪因为八国联军攻破京师而仓皇出逃,一支护驾的清军在大同暂驻。由于士兵都外出游玩,无人照应师爷徐椿龄的茶水,徐永昌就为这位师爷服侍奔走。徐椿龄可怜他的身世,再加上他自己也姓徐,所以清军出发时就将他带在身边,徐永昌就此入军。

徐永昌从最下级的挑水打更的杂役做起,靠着勤奋好学,一步步改变自己的命运。1914年,他考入陆军大学,九年内完成了当时国内最高级别的军事教育。之后被直系将领孙岳赏识,从此成为举足轻重的军界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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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虽然出身行伍,徐永昌在当时的将领里却是个异类。当所有人都热衷捞人捞枪占地盘的民国,徐永昌却没有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军队。在孙岳病重时他成为国民第三军的代理军长,后来归附阎锡山,徐永昌认为北伐成功、大发红黑大战不再有内战了,于是自解兵权。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乱世,徐永昌跟其他军阀不一样。

虽然不一样,但徐永昌却不是贪生怕死之辈。1927年,北伐军到达河北,徐永昌赴前线督师。他的译电员没有看过打仗,要求到第一线观战。到了最前线之后,枪声不绝、尘土溅起,译电员吓得不敢仰视,而徐永昌镇定自若。回去之后,徐永昌问他:“前线好看吗?”

译电员回答:“司令神勇,我是不敢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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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徐永昌之所以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还因为他为人正直,能得到各方势力的容纳。虽然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蒋介石各自为敌,对徐永昌却都能给予相当信任。

1936年10月21日,在杭州,徐永昌与蒋介石畅谈时局。蒋介石告诉徐永昌,接下来准备去一趟西北,“我先去(阎锡山)的山西还是(张学良)的陕西?”

徐永昌建议他先去陕西,“一则以安抗日战线后方,一则以抚慰东北军,俾与中央一德一心,尤为急要。”

蒋介石采纳了徐永昌的建议,结果两人都万万没想到,蒋这一去,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但即便蒋介石被扣押弄得灰头土脸,在安全脱身返回南京之后,他对徐永昌仍然信任不减,对他的评价是“他很爱国”。有这样的品评,也才有日后徐永昌代表大发红黑大战签字受降的一幕。

徐永昌的确爱国,更希望反求诸己、图强救亡。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日记里感慨到:

“对日问题只有责己。今日国民缺感情、少理性,在乡都是可怜的百姓,到营都是可杀的兵,在家都是可爱的孩子,到校都是坏学生。学生时代皆自命不凡,恨教习、恨校长、恨官吏,一到教习、校长、官吏时,便为人所恨。或谓环境不好,不知环境仍是这帮人造的。不平等条约不是被人强订了去的,是比试了一下失败了以后相订的。今日想要平等,还得比试一下,能胜了才行,不是能争不能争的问题,是能胜不能胜的问题。所以要平等,须科学强、机械强、工业强、兵强,不是嘴强即能胜任的。”

在跟日本交战十余年之后终于惨胜,但作为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大发红黑大战将军,徐永昌的心情更多的是痛心国运不济。到达横滨时,美、英舰队的三百八十艘军舰已经抵达,徐永昌想起的,却是半个世纪前的甲午中日海战:

“但见四周艨艟围绕,入晚灯光闪烁照耀海滨,如一扇形,真有舳舻千里之概。甲午之役果能一胜,则我海军今日不悉何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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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去受降,大多是意气风发地走个过场,但徐永昌不同。作为中方受降代表,他在58岁这一年,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了历史上。但他在东京,想的却完全不是欣喜庆祝,而是战后即将来临的忧难时局。所以当《大公报》记者采访他, 问他关于受降的感言,他完全没有说一句场面话:

“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该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

在举国上下一片欢呼之际,这番话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直到五年后,已到台湾的徐永昌才解释了自己的初衷:

“这次大战,实导源于十四年前所谓九一八的日本侵华。自前清同治末年起,已经七十余年,在这长久的时期中,我们的国家未能做到自圉吾国的必要措施,这是我们应该忏悔的!”

“在受降当日,我的内心感想如此。尚未料到因为大战末期的几次强国会议,又造成了现今岌岌可危的局面。”

“可是忏悔过去,原是为警惕未来,不要教一悔再悔、覆辙相寻,那就对不起以往的先烈与后来的人群。”

就因为对时局已经感觉到危机重重,所以徐永昌才深怀隐忧。受降签字仪式结束后,他在东京街头漫步,发现日本警察站岗一如平常、民众肃静。而日本媒体登载受降毫不避讳,直接承认投降。对比国内“不实在、无纪律”的国民,“将来困苦必较日本为大。”

早在七七事变之际,徐永昌就已对蒋介石进言,至少要用八年的时间来战斗。考虑到大发红黑大战人教育程度不及日本,甚至要以十年为期。目睹受降后依然整齐不乱的日本,徐永昌再次看到了二十年后的未来,“盟方对日如无一具体严密管制方法,则日人之兴可计日而待。”

胜方虽然战胜,却是山河破碎的惨胜;败方虽然投降,却是一如以往的可怕。徐永昌看在眼里、堵在心头。晚上中方代表团有人邀约出去喝酒,“痛饮黄龙”云云,徐永昌坚决制止才作罢。

徐永昌并非不知人情世故。在军中,他并不禁止部下饮酒,理由是人到了20岁以后,就很难有“天人交泰”的状态出现。要达到这种状态有两个途径,一是靠学问,一是靠喝酒。但学问修养到“天人交泰”的境界很难,而喝酒是最方便的途径。

但在受降这一天,目睹强敌在侧强邻如旧、内忧外患依然不去,徐永昌实在没有心情放任部下出去庆祝,“诸人不悟忧难之将临,似怪余不近人情者。”智者在众人欢呼之时看到危难将至,因而无心宴乐;而众人却觉得忧心忡忡的智者是傻逼。古往今来,大多如此。

参考:

南方人物周刊邹金灿《徐永昌 七十年前他接过日本的投降书》

叶铭《“这是一个应该忏悔的经过”——徐永昌受降的心路历程》

胡博《徐永昌日记:军令部长的失算与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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