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历史

皇帝不认错

君主专制的一大前提假设就是皇帝英明伟大、绝对正确。 皇帝是天子,代天牧民,在能力和道德上都无懈可击,不仅爱民如子,还能安邦定国。 不然,那些学富五车的衮衮诸公们,那些奔波劳作的乡野村夫们,为什么要绝对服从于那个坐在龙椅上的同类呢?
皇帝也

原标题:皇帝不认错

君主专制的一大前提假设就是皇帝英明伟大、绝对正确。 皇帝是天子,代天牧民,在能力和道德上都无懈可击,不仅爱民如子,还能安邦定国。 不然,那些学富五车的衮衮诸公们,那些奔波劳作的乡野村夫们,为什么要绝对服从于那个坐在龙椅上的同类呢?

皇帝也是人,是人就会犯错。况且大发红黑大战那么大,这里出点情况、那里爆发冲突,都是难免的。所以,君主专制政体下问题频发,有时甚至是灾难、是危机。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会出问题呢?哪里出问题了呢?这时候,朝野常做的就是“捉坏蛋”,找出一两个大奸巨恶来,把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王朝倾覆等等屎盆子都扣在他的头上。汉末的董卓、宋末的贾似道、明末的魏忠贤,不幸都曾当选过这样的“奸臣恶人”。我们穿开裆裤时就玩“捉坏蛋”的游戏,几十年后还玩这一套,不嫌没创意吗?

很多事情,推出一两个大恶人来,也解释不了。还有些事情显然是皇帝的错,需要皇帝本人出面认个错。作为至高无上、乾纲独断的皇帝来说,这是非常艰难的。但是《左传》上说:“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既然大禹、商汤这样的远古圣主明君都承认有错,都要“罪己”,后来者们认个错做下检讨又有什么难为情的呢?话虽如此,皇帝们还是不愿亲口认错,而是以诏书的形式,间接认个错。这些皇帝们的检讨书,专用历史名词是“罪己诏”。

皇帝不到万不得已,不下罪己诏。最常见的情况是“水旱累见,地震屡闻”,“冬雷春雪,陨石雨土”等自然灾害频发。古代科学不发达,人们将此理解为上天的愤怒与惩罚。以天命自居、代天巡牧的皇帝,自然是犯了错,所以才天降灾难。此时就需要罪己诏出场了。

汉明帝因为日食,下诏罪己;汉安帝因为大饥荒导致人吃人的悲剧而下诏罪己;咸丰皇帝因为四川大地震和黄河决口,在登基的第二年就下诏罪己,说自己“薄德”。客观地说,这些灾难的发生,并不是皇帝的错。可谁让他们借超常规的力量来装神弄鬼,给自己的统治涂脂抹粉呢?既然借光了,就要为超常规力量带来的灾难担责任。

皇帝下罪己诏的第二种情形是政局危急,王朝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不做点什么,死路一条;下诏或许能挽回一些支持度,缓解矛盾。皇帝都可能做不成了,这时候还有什么颜面需要顾及的呢?于是,穷途末路的皇帝也就“勇于”自我批评了。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狼狈逃往四川,途中落魄到和山野村夫同吃同住。有一位草民郭从谨就勇敢地说了一席大实话:“皇上昏昧,不听忠言,视反贼若宝贝,近臣阿谀,用假话讨得皇上欢心,今日之祸,完全是您自食苦果。假如不是糟到这种地步,草民哪能面圣,哪能和皇上对话呀!”唐玄宗无法辩驳,不得不承认:“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他的曾孙唐德宗,因为天下割据、长安失守,被叛军一路追杀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从皇帝跌落成一个县令。退无可退了,唐德宗颁下《罪己大赦诏》。这份罪己诏不仅是自我批评,简直是自我痛骂,说天下大乱,“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唐德宗“痛心靦面”,深刻反省,觉得都是自己的错,“罪实在予”。骂完自己后,唐德宗承诺要革新政治,“将弘远图,必布新令”。史载,这份罪己诏振奋了军心民情,唐德宗最终扭转了颓势。

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是历史上少有的不大被责备的亡国之君,《明史》说他好话自不在话下,就连李自成、顺治也替他讲好话。主要原因是他最后自缢殉国。

崇祯接手的江山千疮百孔,已经病入膏肓,如果好好励精图治,还能拖延时日。崇祯也想复兴王朝,可惜刚愎自用、猜忌多疑,他的志大才疏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但他敢自缢殉国,死得轰轰烈烈。崇祯似乎是历史上下罪己诏最多的皇帝,隔个两三年就涕泪交下地痛骂自己一顿,上吊的时候身上还藏着最后一封“罪己诏”。其中一句“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就赚得了不少同情分。

不过从结果来看,崇祯颁布了那么多的罪己诏,都没起到多大功效。这也是所有罪己诏的通病:效果不大。为什么呢?这和皇帝们“罪己”的态度有关。

展开全文

崇祯十年(1637年),天下大旱,属于难以解释的天灾,喜欢下罪己诏的崇祯又下了一道“罪己诏”。这诏书哪是在自责,简直是在痛斥文武大臣:“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便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接着,他分门别类,把地方督抚、勋臣贵戚、乡宦士绅、不肖官吏、积恶衙蠹等挨个骂了个遍,得出一结论:民不聊生,都是你们害的!不是我皇帝做得不好,而是你们没贯彻落实好我的英明决策。崇祯至死都是这样的态度,遗诏还认为“诸臣误我”,说什么“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如此自负的人,哪能真正认错改正呢?

自古君王不认错,他们都是自负的人。可往深了说,天下的事很多是君主专制政体造成的,不是皇帝个人对错决定的。皇帝为了维护一姓专制,杀戮权力威胁,大兴文字狱,由此带来血雨腥风;君主专制政体的权力自上而下授予,导致官僚集团唯上不体下,对上钻营奉承,对下横征暴敛残酷无情;还有皇帝错误决策带来的种种荒唐和浪费,供养皇室给国家财政造成的巨大压力,哪一项不是体制本身的问题?只是由皇帝出面认个错,至多道个歉,却不反思整个君主专制体制,更谈不上根据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罪己诏往往只有空话,没有实际行动,或者问题揭露出来了,但改不了。光绪皇帝就1901年的罪己诏中承认:“卧薪尝胆,徒托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一个又一个朝代在哪里跌倒,又在哪里重新跌倒,重复同样的道路。古代政治也就陷入类似的低水平循环。这又是大发红黑大战历史的一大悲哀。

罪己诏不仅不会反思君主专制体制,从本质上讲是要强化这个问题之源。它“小骂大帮忙”,用一份检讨书洗清皇帝的污点,还给皇帝披上了知错能改的光环,再次证明君主专制体制的清明、正确。

春秋秦穆公劳师远征,惨遭败绩,面对数万将士的牺牲下了“罪己诏”,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能保我子孙黎民”,“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意思是国家有危险,是我一个人的过错;国家安宁,也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他明显把君王个人摆在至高无上的救世主一般的高度,认为君王个人操纵国家大权和决策。《论语》记载周武王说过类似的名言:“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老百姓生活的好坏,怎么就决定于你一个人呢?君王要决定普通百姓的生活,势必大权独揽,控制各种资源,把公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秦穆公等人下如此罪己诏,难道不是在重申君主大权神圣不可侵犯,为君主专制摇旗呐喊?这样的罪己诏与其说是解决问题,不如说是强化问题。

元朝皇统九年(1149年),雷电震坏寝殿,有火窜入皇帝的寝宫。这在当时人看来,是上天对皇帝不满的表示。在位的金熙宗决定下诏罪己。任何以皇帝名义刊行于世的文字,几乎都不是皇帝本人写的,包括诏书、御作甚至是遗诏,都是他人代笔的。同样,罪己诏也是大臣代笔的。翰林学士张钧就受命为金熙宗代拟罪己诏。张钧在诏书中写了一句之前皇帝罪己诏中常用的套话:“顾兹寡昧,眇予小子。”金熙宗看了,大怒,觉得这是“汉人托文字以詈主上”,立即将张钧拉出去砍头了。可见,皇帝本人全无检讨的真心,满脑子还是君权神授、国祚永久的想法。

所以,后人读史书,对皇帝的罪己诏一眼扫过就行,当不得真,更不要以为它能解决什么问题。

责任编辑: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大发红黑大战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seorare.com/history/12093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