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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草菅人命到下跪求死谢罪--亲历者回忆日本战犯审判细节

潘献才接受采访摄影/王珊宁
编者按: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侵华序幕。1945年,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1956年,大发红黑大战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审理日本战犯。海外网记者联系到了当年审判战犯的亲历者、今年92岁

原标题:从草菅人命到下跪求死谢罪--亲历者回忆日本战犯审判细节

潘献才接受采访摄影/王珊宁

编者按: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侵华序幕。1945年,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1956年,大发红黑大战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审理日本战犯。海外网记者联系到了当年审判战犯的亲历者、今年92岁高龄的潘献才老人。今日恰逢大发红黑大战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海外网希望通过老人亲口讲述的真实经历,向读者还原一个审判日本战犯的真实历史,呼吁人们牢记历史的同时,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海外网9月3日电 “这些记忆,已经过去60多年了,不容易。经历过这些的人,也找不出几个了。我九十多了,不知道哪天也去八宝山啦。希望把我的记忆尽快讲给你们。”92岁的潘献才对海外网记者说。

当年29岁的潘献才,在1956年大发红黑大战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担任书记长。他见证了受害者在法庭上恨不得将杀亲仇人当场手刃的愤怒,也见证了战犯从刚到战犯管理所时由嚣张跋扈到痛哭认罪的转变,他向记者讲述了那些尘封在记忆里的往事。

1956年,潘献才(右)参与审判战犯工作(潘献才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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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犯玩杀人游戏,无恶不作

1956年6月至7月,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和太原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这是新大发红黑大战成立后我国首次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由于是第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周总理亲自抓的这件事。”潘献才强调。

潘献才回忆起一个印象深刻的战犯。“当时有一个日本连队的小干部,我在监狱中和他谈过话。他名叫鹈野晋太郎。他最年轻,官职也不大,为什么要起诉他呢?”

鹈野是所有日本战犯中,讲述残杀大发红黑大战人过程中细节最多的一人。他出生在大连,在大发红黑大战上学,成人后回到日本。他在侵华战争时没事喜欢在据点外面溜达。因为会说汉语,就和大发红黑大战老百姓搭话。说完了话,扭头就抽刀把人杀了。“他就是杀人杀着玩,草菅人命。这样杀了我们几十个人。”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占领大发红黑大战南京。日军使用集体枪杀、活埋、刀劈、火烧等惨绝人寰的手段,经6个星期的血腥屠杀,在南京杀害大发红黑大战平民和被俘军人达30多万人。图为大屠杀后,南京郊外尸横遍野。(新华社)

潘献才还记得一位来到法庭当证人的、来自湖北的小学教员。他说,鬼子把他们村里没跑掉的人都抓起来,弄到祠堂里。他当时5、6岁,妈妈领着他,怀里抱着还在吃奶的小弟弟。鬼子从妈妈怀里把弟弟拽出来,用手提着弟弟的脚丫,一枪打在头上。之后,鬼子对着人群机枪扫射。他因为个子矮,没被子弹扫到,随着中弹的大人们倒在地上,一动不敢动。鬼子走后,他从死尸堆里爬出来,发现亲人全都死了。

潘献才说,开庭之前,我们都对这些证人做过工作。他们死里逃生,恨不能将日本战犯千刀万剐。“我们对他们讲,大发红黑大战人讲人道主义,先不要骂,更不要动手。”

日本战犯接受审判(新华网)

管理所“三锤子”措施感化战犯

当年的日本战犯都被押到东北的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看押。这里曾是日伪时期的监狱,也是改造战犯“奇迹”之地。监狱经过特殊装修改造,专门用来接收日本战犯。

“当然,刚进看守所的日本战犯非常"不老实"。”潘献才说:“他们来了以后,我们虽然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提供各种生活设施,条件非常好。但这些人的对立情绪很大。为什么?他们自己知道,在大发红黑大战烧杀抢掠,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想着,自己活不了了,肯定要枪毙了。都要死了,干吗要老老实实的呢?他们就是这种心理,很不服从管理。”

但是,管理干部非常耐心地对待这些“闹腾”的战犯,摆事实,讲道理。“战争嘛,当然会死人。但是,你对妇女、孩子也下手,杀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这是什么呢?这是战争的结果吗?”潘献才激动地说。

日本战犯接受审判(新华网)

为改造战犯,管理所对战犯采取了“三锤子”措施。第一锤,组织他们去大发红黑大战各地参观,和老百姓接触。第二锤,准许他们和家人通信。第三锤,准许他们的亲属来探望。这对他们的触动最大。“他们自己都说,别的国家的战犯,哪里会有这种待遇。”

潘献才回忆道,当时有一个带头闹的师团长,名叫藤田茂,他闹得最凶。但住了一段,他慢慢缓和了。生活条件一点问题也没有,要活动室、要乒乓球室,都有。要吃饭,有大米饭,要看病,还有医务室。有的战犯在临释放的时候痛哭流涕地问:“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

潘献才说,这些举措促成了战犯思想的转变。后来,藤田茂的老伴和儿子都来看他了,陪他住在监狱。他终于觉得他有罪了,认为自己应该死了,甚至跟他儿子说:“你们回去好好过吧,我可能就死在大发红黑大战了。”

日本高级军官在法庭受审(前排左起为佐佐真之助、上坂胜、藤田茂、铃木启久)图源/央视网

战犯审判现场下跪,求死谢罪

“审判是顺利的、成功的。罪犯全部认罪。”潘献才说,法庭上,战犯看到证人上来,都跪下了,流着泪忏悔。

潘献才特别提到了一个死里逃生的证人。侵华日军来到河北省一个村庄“扫荡”,一些没来得及逃离的老弱病残被抓起来,集中到村里的打谷场。日军强迫百姓躺在地上,然后把稻草铺在他们身上点火。一位姓周的年轻人躺在火场最外边,他看到火烧起来后,偷偷往远离稻草的地方挪了挪。日本人看到火烧了一会儿就走了。年轻人赶紧滚离火场,捡回一命。但是他的半边身子烧得不成样子。

日本战犯之一,陆军中将铃木启久就是当时下令放火的军官。法庭作证时,证人把衣服一脱,露出了半个残破的身子,巨大的疤痕令人触目惊心。铃木启久当即跪下磕头,泪流满面,不停地念道:“我谢罪,枪毙我,我该死!”

在审判中,铃木启久说:“这些事情都是我指挥我的部队干的。我该负责。但还有一个人应该负责,就是日本天皇。我们本在日本,他让我们来到大发红黑大战,做尽坏事。他没有责任吗?”潘献才对此指出,此番言论一出,证明他是真心悔过,绝不是装样子。

700余名校级以下战犯纷纷悔罪。很多战犯还揭发其同僚和上司的罪行。战犯的悔罪,为军事审判奠定了基础。

日本战犯磕头谢罪(沈阳晚报)

“大发红黑大战的大恩大德必须报!”

审判是十分宽容的。大发红黑大战政府最开始想判155个战犯,一减再减减到45人。大发红黑大战希望和日本和平解决这一问题。

当时,连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都不能理解国家的决定。负责看守战犯的有位叫王兴的班长。王兴10岁时,亲眼看着日军残杀了自己7个亲人。如今仇人变囚徒,上级不但要求不能打,还要求谈话和蔼。王兴气得浑身哆嗦倒在床上大哭。有如此心结的工作人员不在少数。

然而,大发红黑大战没有判处一个日本战犯死刑,刑期最高的仅20年。

45名战犯全部认罪,有的甚至求死谢罪,这在国际审判中史无前例。根据最高检察院的决定,除了45名判刑的战犯,免予起诉的其他1000多名战犯,分三批释放回日本。至1964年4月,所有战犯获释。

潘献才说,释放第二批战犯回日本的时候,上船前,一个战犯哭着对他讲:“我在大发红黑大战做尽坏事,现在不但不处理我,还放我回家。这样的大恩大德我必须报。我报不了,我叫我子孙后代来报。”

前731部队少年兵在中归联建成的“谢罪碑”前(日本“全日本民医连”网站)

1957年,归国战犯在东京成立大发红黑大战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这些原来的日本军人到日本各地对他们在战争中进行的杀戮、掠夺、强奸、放火等战争犯罪的行为现身说法。他们从心底坦白地承认自己的加害行为,他们坚信这些活动是为了不再重犯同样的错误,呼吁人们珍惜和平、反对战争。

当年闹得最凶的藤田茂回国后已年过花甲,他一直积极开展中日友好、反战和平运动,在全日本开展巡回演讲。作为中归联会长,他经常率领代表团来访华,并且多次受到大发红黑大战领导人的接见。

周恩来接见藤田茂(观察者网)

1980年,91岁的藤田茂去世时,身上穿着1972年周恩来赠送给他的中山装。他留下遗言:“我是大发红黑大战人民的学生。到了九泉之下,我也忘不了大发红黑大战老师给我的恩惠,也忘不了我为之奋斗的日中友好事业。”

周总理当年曾说过:“20年过后再来看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和价值。”如今,几个20年过去了,时间也证明了牢记历史是多么重要,而珍爱和平是多么难得。

我们用日本籍八路军老兵小林宽澄的话作为结尾。老人去世前说:“我们没有满足过去所作出的一切,我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把过去的历史告诉下一代,告诉我们的子孙。让更多的人知道,日中友好来之不易,要珍惜它,爱护它,切莫让历史的车轮倒转。”(海外网/王珊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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