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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13世纪,关于贸易和旅行的真相是什么

编者按:本书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文学博士、伦敦大学学院档案学硕士伊恩·莫蒂默对欧洲自11世纪至20世纪以来社会基本面貌、政治经济发展、科技教育等方面所做出的全面梳理。作者将写作重心放在了每个世纪与此前世纪相比较而言发生的变化之上,由此凸显了欧

原标题:在欧洲13世纪,关于贸易和旅行的真相是什么

编者按:本书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文学博士、伦敦大学学院档案学硕士伊恩·莫蒂默对欧洲自11世纪至20世纪以来社会基本面貌、政治经济发展、科技教育等方面所做出的全面梳理。作者将写作重心放在了每个世纪与此前世纪相比较而言发生的变化之上,由此凸显了欧洲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

贸易

自1050年以来,欧洲人口不断地增长:至13世纪末,人口已超过1.1亿。1225—1226年、1243年、1258年和1270—1271年的大面积饥荒并没有明显地降低人口的总体增长。数字显示,英格兰1200年前后人口增长最快,年均增长率达到0.83%。这种增长一直持续到13世纪20年代,那时人口达到400万。之后增长较慢,平均每年0.25%左右,1290年人口达到峰值450万。在英格兰的其他地方,我们也能用独立的证据证实同样的增长情况。温切斯特的主教向他在萨默塞特(Somerset)的汤顿(Taunton)庄园12岁以上的男性收取一便士的人头例税。这项税收的数据显示,12 岁以上男性在1209 年有612 人,到了1311 年便升为1488人(每年增长0.85%)。

一切看起来都很积极:更多的孩子存活了下来并组建了自己的家庭。然而,当时英格兰的人口正接近其极限承受值。经过两个世纪的拓垦,所有的可用荒地都变成了有主农田。领主们不可能允许他们所有的森林都转变为农田,特别是在大多数房屋都是用木材建造的年代。土地的短缺开始对人口的增长产生阻滞作用。穷人们又开始缺少足够的食物养活一大堆孩子。孩子数量增加,穷人平均财富水准就会下降。畜牧业对土地的使用效率通常非常低下,因此,在大量人口依赖土地的情况下,吃肉的有钱人增加了食物短缺问题的严重性。本可以开垦种庄稼的土地被维护起来,成为饲养牲畜的草场。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乡村地区人口的增长受到限制,以及无地的农民向乡镇迁徙,他们希望在那里谋一条生路。

13 世纪的城镇里有行会、市场、学校、商人住宅、哥特式拱顶教堂、高大的城墙和门楼。城镇成为那个世纪人们的新话题来源。至1300 年,意大利北部和佛兰德两处都有18% 的人口居住在有1 万或者更多人口的社区中。然而,城居的法国人的比例远远小于意大利,而整个英格兰也只有四到五个这样规模的城镇,苏格兰、威尔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则一个都没有。确实,13 世纪遍布北欧的城镇大部分规模都很小:它们无非是领主在市场周围建立了一些房舍,希望招揽生意而已。但这些城镇也必须被看作城市化的一部分,因为城镇作为一个贸易中心的重要性不仅取决于它的居民数量,还在于往返市场进行交易的人口的数量。

13 世纪英格兰除了原有的300 个市场,又有1400 个新市场得以形成。并不是所有新建市场都能扎根下来;实际上,大部分都散伙了。有345个在1600 年仍然活跃,占当时675 个市场的大半部分。因此,13世纪是英格兰的转折点,从此英格兰变成了永久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同样的城市化进程也席卷着整个欧洲。比如在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1180年前只有6个城镇,而到1300年却增加到了138个。大致而言,欧洲的城镇从10世纪的100个左右(有一半在意大利)增加到1300年的5000个左右。在12世纪,欧洲的贵族们建立了修道院,用以饶益他们的灵魂,而在13世纪,他们则建立市场,来充满他们的钱包。

这些新市场不仅使富有的领主们更加富有,还产生更广泛的社会效益。到13世纪末,除了人烟稀少的地区,英格兰几乎所有地方七英里之内都有一个城镇。

城镇间的平均距离是三英里,两城镇间步行要走一小时左右。不管集市是一星期举办一次,还是每天或两三天开放一次,人们都可以来到城镇进行农副产品交易。家畜、山羊、绵羊被牵赶到集市广场;鸡、鹅和其他家禽被装在木笼子里由马驮来;一块块熏制腌肉则用手推车运来。人们还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一些难以制作或者少量生产不划算的东西,比如皮带搭扣、皮包、刀具、长柄勺、盆罐、水壶、钉子、马具和马镫等。人们能买到鱼和奶酪,教会规定每星期有三天禁止肉食,降临节及大斋节也不得食肉,因此鱼和奶酪成了重要的蛋白质来源。有些人单靠马车运送鸡蛋或鳗鱼这样的货物到市场卖就能发财。有些人则猎杀一些松鼠、灰兔、白兔、猫和狐狸,把毛皮卖给商人,商人再把这些毛皮卖给城镇里的居民作长袍的边饰。有些人则囤积谷物,储藏苹果、梨类和坚果,反季节高价出售。市场鼓励欧洲的所有社区都能够囤积各自地区的资源,然后卖给有需要的人——尽管价钱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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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1400 个新市场中大部分没有维持下去并不令人惊讶。它们附近没有竞争对手、为其供给物资的郊区地区更大的城镇可以吸引更多的农副产品,招徕更多的顾客,因而主宰一个地区的贸易。但间距太近的城镇就不可能得到同样的发展,因为它们从同一片外围地区获得资源。正如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在他提出的世界经济体的“基本原则”中所说的那样:

“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城市总是位于中心地带。”因此,成功的商业城镇总出现在贸易地区的中心,与其他城镇的距离大概有13 英里远。大的城镇遵循着同样的原则。能提供多种商品和服务的城镇,包括行政职能、法庭和律师等专业技能的地方就能够吸引边远地区的人们。最大和最繁荣的城市都是那些服务区域大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商业辐射区向四周延伸30 到40 英里。如果我们所说的城市是一个港口城市,那么它依然遵守布罗代尔的原则,因为它既可进行内陆贸易,也可以进行海外贸易,是内外贸易的中心。伦敦在经济上变得非常强大,这不仅因为它在英格兰所处的地理位置,还因为它处于与低地国家新兴地区(尤其是佛兰德)之间贸易的中心,为汉萨同盟的商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港口,这个港口把伦敦跟波罗的海诸国以及莱茵河和北海的贸易城镇联结了起来。

使欧洲北部的国际贸易强大起来的主要产品是羊毛。大量的羊毛从英格兰运往布鲁日(Bruges)和根特(Ghent)等佛兰德城市。与北方的羊毛贸易网络遥相呼应的是南方欣欣向荣的意大利北部贸易城市热那亚、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它们的主要商品是丝绸和香料,这些商品可以从君士坦丁堡进口,或由意大利商人直接从亚洲购得,并在整个地中海沿岸交易。威尼斯是东方—地中海贸易的主导城市,就像伦敦和布鲁日是羊毛和布料的主要中心一样。香料和丝绸从地中海被运到热那亚,然后再向北运至法国,法国的香槟郡则成为贸易的极佳枢纽。拉尼叙尔马恩(Lagny-sur-Marne)、奥布河畔的巴尔(Bar-sur-Aube)、普罗万(Provins)和特鲁瓦(Troyes)这四个城镇有六个贸易集会,每个都持续两个月左右,它们促成了南北欧之间国际贸易的长期循环。货物从遥远的波罗的海的吕贝克(Lübeck)、地中海西班牙海岸的瓦伦西亚(Valencia)、大西洋边上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和德意志南部的奥格斯堡(Augsburg)等地汇集到这些集会上,甚至还有商人从罗马和巴勒斯坦远道而来。

香槟郡的贸易集市并不是13世纪的发明,它们在12世纪末就牢固地建立起来了。但是,直到1200年后它们才发挥出最大的影响力。欧洲贸易这棵大树的主干扎根于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在香槟郡开始分杈,主要的大树枝伸展到伦敦、巴黎、布鲁日和吕贝克,支撑着1300年已伸展到英格兰北部、布列塔尼(Brittany)、诺曼底、佛兰德、丹麦、德意志和波兰等地的小树枝。这些小树枝又分出细枝,它们开花结果,衍生出许多小市场,大部分城镇每年至少都会举办一次自己的贸易集市。英格兰在1200年146个集市的基础上又增加了1500个左右的集市。就像市场一样,这些集市并非都能生存下来,但是的确有许多集市生存了下来。大部分每周例行开放市场的城镇在夏季的几个月中至少有一次贸易集市,许多则不止一次。集市常常持续三天,哪怕对那些没什么商品需要交易的人来说,集市也是一个奇观。集市上有杂耍艺人和乐师的表演,人群聚在一处,熟络的生意人之间相互传递着消息。稀有商品在集市上销售,既有零售,也有批发。

在主要集市上,你可以买到石榴,这可是有钱人追求的东西,它们有健胃的药用价值。你还可以买到鸦片这种缓解疼痛的良药。通过这个国际贸易网络,橙子和柠檬被运到了北欧,此外还有糖、丁香、胡椒、丝绸、药物和毛毯。1200 年这些奢侈品在北欧地区还闻所未闻,而到了1300 年它们在城市和大的城镇都可以买到,只是价格昂贵些。

所有这些贸易结束了旧日的以物易物的交易:在一个凡事都得物物交易的市场,根本不可能做生意。对新铸币的需求开始大量增加。铸币厂得到改造和扩大,小型的地方铸币厂或私铸作坊被关闭了,这样政府就更有效地控制了钱币的供给。1200 年整个基督教地区的主要货币流通单位是便士,拉丁文写作denarius ,因此旧英镑“£sd”符号的缩写形式是“d”。在法国便士被称为deniers ,在意大利被称为denari ,在西班牙被称为dineros ,在葡萄牙被称为dinheros ,在匈牙利被称为denars ,在低地国家被称为penningen ,而在德意志被称为pfennige 。然而便士只是过去体系的残余物,在这个体系中使用金钱只是个例外,并非普遍规则。而到了香槟郡集市兴盛的时候,有些交易可能涉及大量的铸币,对于比如从热那亚来的商人来说,要提着大袋的银质便士,翻越阿尔卑斯山是不明智的。由于当时唯一可使用的金币—拜占庭帝国的诺米士马(nomisma),—供不应求,一些王国开始铸造自己的

大面值的硬币,有金币也有银币。1200年起威尼斯人开始铸造银币格罗西(grossi),意为“大家伙”。意大利的布林迪西(Brindisi)1232年开始铸造金币。佛罗伦萨于1252年铸造了第一批金币弗罗林(fiorino d’oro),热那亚人则在第二年开始铸造金币杰诺维尼(genovini)。在英格兰,亨利三世尝试发行一种“黄金便士”,面值20银便士,但是黄金本身的价值超过了面值,所以大部分样币马上就被熔化了。有名的威尼斯的达克特(ducat)是在13世纪80年代开始被铸造的。法国和罗马在13世纪下半叶推出了他们自己的银币格罗西(grossi),而在低地国家,大面额的银币获得了格罗腾(groten)这样的名字。这个名称不胫而走,在德意志变成了格罗申(groschen)。在英格兰,爱德华一世1279年的新硬币中也有“格罗特”(groat)的名称,值四个银便士。也有面值较低的硬币被铸造出来,半便士和四分之一便士原先是把一个便士切成两份或四份,现在这些特别面值的硬币都被铸造了出来。到1300年,金钱被确立为整个欧洲的常规支付手段,在有些地方则是唯一的支付手段。

对于那些赶赴香槟郡集市的人来说,即便一袋袋大面值的硬币也是累赘和负担。与其每一笔交易都要经手大量金属货币,商人们开始写下白纸黑字的欠条。当集市结束时,大家可以坐在一起结清相互之间的债务。不过此时,他们已意识到,解决交易付账的手段有很多,不一定非要用硬币,可以由代理人拟定和传递汇票,承诺在某一时间由某一方支付货款。这就是银行业的起源,因为这些代理人已开始向可靠的商人提供信贷服务了。他们坐在被称为“banche”的长凳子上,“bank”(银行)这个词由此而生。在使用信贷和汇票的同时,这些从事银行业务的商号还引进了复式记账方式,即分别记录出账和进账,并在最后达到进出平衡。到1300年他们还可能发明了对运输货物的保险业务;确实有记录证实,在接下来的世纪里有商人提供船运货保险业务。几家大的银行商号曾声名远播:卢卡(Lucca)的里奇阿尔迪(Ricciardi)银行,锡耶纳的邦西尼奥里(Bonsignori)银行,还有佛罗伦萨的弗雷斯科巴尔迪(Frescobaldi)银行、布纳科西(Buonaccorsi)银行、斯卡利(Scali)银行、巴尔蒂(Bardi)银行、阿齐亚欧利(Acciaiuoli)银行和佩鲁齐(Peruzzi)银行。他们的生意都是国际性的,比如说弗雷斯科巴尔迪银行和里奇阿尔迪银行13 世纪时都曾借过钱给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上面描述的贸易之树的活力就是由这些银行商号的天才驱动的。下次当你打开钱包,掏出一张信用卡的时候,请别忘了这些13 世纪的商人。

旅行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在19 世纪火车问世之前人们不太外出远行。这种想法表面上得到了我们家谱的支持:19 世纪中叶之前,我们的祖先通常跟同一教区或邻近教区的人结婚。但这一论点有一个明显的缺陷:今天我们不愿意徒步长途跋涉,并不意味着过去的人们也不愿意这样做。而且人们和同一个教区的人结婚,以获得帮助甚或继承遗产,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去别的地方。

还有一个经常出现但漏洞百出的反面观点。出没于海洋的北欧海盗,跨越大海的撒克逊人和修路搭桥的罗马人都证明人们确曾长途旅行。例如,巨石阵中的青石来自南威尔士的普瑞斯里山(Preseli Hills),距它们现在的位置有250 英里。也就是说,只要愿意,人们总能远行。对这样的观点,研究者必须这样回答:人们,是的,不过不是大多数人。有证据表明,13 世纪前远行的人们主要是有政治影响力、能够自我保护的个人和团体,如罗马军队、维京人和十字军。皇室官员无论去哪都有国王的士兵保卫。而大领主们带家人出行时,则有大量武装人员跟随。但普通人外出常常不会超出庄园、牧场或教堂的范围。正如我们在有关11 世纪的章节中所看到的,离家远行实在过于危险。没有非常好的理由你不会为此冒险。

不过在13 世纪,许多人的确有必要的理由外出旅行:去离家很远的集市和大一点的市场;去接受国王的赏赐,或去中央法庭领取司法判决,或参加议会。你可能外出去请求内科医生或者外科朝圣在13世纪变得非常流行,成千上万的人步行一整天左右的时医生出诊;可能穿过整个欧洲去上大学,或每周步行至离家几英里的学校读书。如果你是一个修道士,旅行则是你职业的一部分。间去当地的宗教场所或到基督教的三个主要目的地去朝拜—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罗马和耶路撒冷。对于意大利商人来说,旅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陆路和海路都走。威尼斯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建立了贸易站,热那亚人则在克里米亚设立了许多坚固的据点。刑法也要求更多的人外出远行。法官们被派出实施法律或进行调查都要长途旅行。罪犯必须被带到城镇进行审判。法院在哪里,陪审团就得去哪里宣誓并听审案件。格拉提安之后的教会法规定,领班神父和主教必须监督所辖教区的道德生活,人们当时必须参加宗教法院或副主教法院举行的活动。这可能是由于某种不道德的行为,如重婚、通奸或异端邪说引起的临时活动,也可能是一种常规活动,比如需要进行遗嘱证明。旅行的人越多,离家的时间越长,越需要有人告诉他们家乡的重要消息。旅行带来了更多的旅行。

越来越多的人踏上旅途,旅行也就变得更加容易。庄园过去对农奴有种种束缚,没有领主的许可,农奴不得离开。但当农奴们外出到市场和集市去时,这些束缚开始被打破。为旅行者提供方便的旅馆和修道院的客房不断增多。以前的木桥现在用石头加以重建,以确保渡河安全。道路两旁的灌木丛被清除,以防盗贼潜伏。游客增多这一事实给旅行者们更大的安全感。例如,人们可以在旅馆集结,并且结队出发,以便在受到攻击时可以保护自己。当然,出门越远,风险越大。但即使在异国他乡旅行的商人也感到更安全了。正如上面所讨论的,随着法律制度的普及,即使出现了最糟糕的情况,如在旅途中遭到抢劫、殴打或欺骗,商人们都可以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利益。

如果没有考察去远东旅行的情况,我们就不能公正地评判13 世纪的旅行。稍早一点关于远东的地理知识都超不出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印度的故事。还有一部分来自普林尼(Pliny)和索利努斯(Solinus)以及古典世界的地理学家所著的自然史。赫里福德(Hereford)世界地图展示了这个世纪对世界的认知,除红海(地图中标注了摩西穿越红海的路线)、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恒河,没有耶路撒冷以东的任何细节。奇形怪兽点缀着耶路撒冷以东更远的边缘。但这种可爱的天真遮蔽了对来自东方威胁的深虑。13 世纪30 年代末,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率领蒙古军队进入俄罗斯,不久他们就征服了德意志的部分地区、波兰和匈牙利。1243 年,新任教皇英诺森四世决定与蒙古领导人接触,试图使他们皈依基督教。两年后由教廷派出了两个使团,一个由方济各会的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带领;另一个由多明我会教士克雷莫纳的阿瑟林(Ascelin of Cremona)带领。对此,窝阔台之子贵由大汗有所回应,他要求教皇前来发誓效忠他。理所当然,教皇拒绝了。但随后又有两个使团到东方去,他们由多明我会教士隆格瑞莫(Longjumeau)的安德鲁和方济各会教士卢布鲁克(Rubruck)的威廉带领。1254 年,威廉来到蒙古首都哈尔和林(Karakorum),却发现有个匈牙利出生的英国人和一个匈牙利出生的法国女人已在那里安居乐业,此外还有一个诺曼主教的侄子生活在那里。这些事情意味着不少长途旅行是存在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没有被记录下来而已。教廷使团往访蒙古朝廷十年之后,威尼斯商人尼科洛和马费奥· 波罗兄弟俩(Niccoló and Maffeo Polo)开始了他们进入远东的第一次伟大冒险。在他们第二次前往远东时,他们带上了尼科洛的儿子马可。但13世纪意义最重大的长途旅行或许是方济各会教士乔瓦尼·德孟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1289年的出使大发红黑大战。此次远东跋涉,他作为使节去觐见大发红黑大战的征服者忽必烈汗。孟高维诺于1294年抵达北京,此时忽必烈汗刚刚驾崩。他留了下来,开始劝导大发红黑大战人皈依基督教,他成为北京第一个大主教,那是1307年。

13世纪对大众来说不仅旅行变得普遍了,而且基督徒旅行者到达以前只存在于古老传说之中的地方。到1300年,基督教世界与最远的据点之间相隔近5400英里——从西方的格陵兰岛的加达(Garear)到东方的北京。但两个地点的传教故事都没能长久:基督徒于14世纪被逐出北京,15世纪初越来越恶劣的气候也让加达的传教活动中止。但西方人的想象在不断改变,马可·波罗的游记就是最好的例证。这本书由马可·波罗在监狱里向狱友口述而成。

在书中,大发红黑大战和印度尼西亚的城市人口众多,财富遍地,令人神往。他栩栩如生地描述了东方的风土人情,它们与西方如此不同,让基督徒们兴奋不已。当这些故事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丝绸和香料流入欧洲的市场和集市时,人们开始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想象亚洲和世界的其他地方。如果你相信远东到处是巨龙和怪兽,那么去远东旅行是不明智的;但当你知道远东遍地是财富,还有一个基督教主教在北京,那么到远东去就成了充满诱惑的期盼。

本文摘自《欧罗巴一千年》,伊恩· 莫蒂默 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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